凯尔森的目标在于建构一种纯粹的法理，纯粹的法理是实证法的理论（Theorie）。
[4] 跨国公司在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活动中日益认识到，影响政府规制法律制度的创设、修改和实施，对其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参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年鉴2006》，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455—475页。
一、跨国公司参与行政规制政策的组织形态 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努力就政府规制的法律和政策发表自己的见解，施加自己的影响。合理性论证则重点评估实施该政策对经济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说明实施该政策的预期效果。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还尚付阙如，前文所列举但未能穷尽的跨国公司影响政府规制的途径，却多为非正式的隐性途径，其间或有政企之间的复杂利益网络，这有可能使我国的规制政策有所偏颇和乖违，乃至蕴涵着政企合谋进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可能。由于这些事业单位的活动相对更难进入公众的视线，跨国公司也经常选择和这些部委直属事业单位展开合作，例如，2005年10月28日，美国强生在华公司与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共同签署了第三个战略合作伙伴计划，这是中国迄今为止由非官方资助设立的历时最长、且规模较大的医疗卫生合作项目，内容涉及公共卫生、疾病控制、人才培养和政策研究等领域。政府价格、税收、外贸等领域产业政策，对其业务发展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作为追求跨国制药企业间共同利益组成的共同体，RDPAC 颁布《药品推广行为准则宣言》，来对跨国药业进行自律性规制。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通常会花一半以上的时间来处理公司外部的事务，其中又会有相当的时间来处理有关政府的事务，他们认识到政府关系和议题管理或许是企业在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求得生存的唯一出路。在刑事判决书中一般都不引用宪法规范，笔者在50余万份判决书中仅发现5份引用了宪法规范进行了判决[2]。
有违宪审查一定有宪法引用，反之，有宪法引用不必就有违宪审查。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多，例如，比较权威的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案例选》(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著)等。上文中提到的引用的宪法规范内容表述不准确的案例都是如此造成的。这里对二原告的行为作了违宪判断，但是到底违反宪法哪一条款，以及如何违宪，并没有在判决书中加以解释。
因此，如何比较全面搜集判决书以及发现样本是本文研究的基础。这是本文研究的实证材料。
行政判决书为55件，占总数的20％。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与法治的发展，各类诉讼案件急剧增加。分布的情况为：1.引用《宪法》第5条。例如，刘少起诉李志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1997)静民初字第349号]中的表述有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宪法原则，实际上是《宪法》第33条第4款的内容。
在此，笔者不准备对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含义与概念问题做进一步评论，但在一些判决书样本中却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法院对那些不需要引用宪法就可以进行判决的案件，法官则在那大张旗鼓地引用宪法——这一问题上文中已有阐述，而对那些在笔者看来恰恰需要引用宪法才能进行判决的案件，法官对此反而遮遮掩掩。这个案件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违宪审查或宪法适用的痕迹，但是在我国学界并没有引起注意。中国宪法在司法过程中的这种地方性知识，只有中国的法院才能真正把握，而这一点往往被诸多宪法学者所忽视。这种错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普通法律中规定的内容逆向强加给宪法的规定，例如，在仇方强与崔桂山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上诉案[(2010)青民五终字第92号]中表述为：依照我国宪法、民事法律的规定，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财产权益受法律保护，非依法律规定并按严格程序，不得加以限制或剥夺。
典型案例有李永珍诉安宁市连然镇连然居民委员会文化路居民小组企业承包合同案[(2002)安民初字第145号]、陈超全与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纠纷上诉案[(2003)佛中法行终字第33号]等。在这一逻辑的指使下，我国法院的法官们在内心深处始终存在着一股引用宪法规范的冲动。
该判决书中引用宪法规范的表述是：根据我国宪法和婚姻法的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第三，判决书引用宪法背后的逻辑。
[7]翟小波.论我国宪法的实施制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第94页。又如，刘少起诉李志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1997)静民初字第349号]判决书有这样的表述：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宪法原则和民法侵权之债中的过错责任原则，红星分厂应当在合同履行标的范围内承担连带的民事责任。[6]有学者认为，人民法院依照宪法的规定审理案件，从学理上看可以说是再离谱、再离奇不过的了。出于本文研究的需要，笔者主要采取以下几条途径搜集相关的判决文书。因此，有学者指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根据审判案件的具体需要，在刑事、民事和行政三类诉讼中，都援引了宪法作为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如果以每个案件需要制作一件判决书计算，我国总判决书数目不下亿件。
[3]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还有7个与这个被告相同的案件判决书。因此，我国宪法中关于基本权利的条款所直接规范的对象绝大多数是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把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大量用于对抗其他公民个人或社会组织的侵害，则是我国现行宪法必然要求。
典型案例有巫凤娣与慈溪市庵东镇环境卫生管理站退休待遇纠纷案[(2001)慈民初字第1862号]。笔者仅发现1例，即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与郭颂、中央电视台、北京北辰购物中心侵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纠纷案[(2001)二中知初字第223号]。
因此，只要判决书引用了法律，甚至是条例、规章等低层次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也必然间接地引用了宪法，只是有些判决书明确地写明了宪法两字(直接引用)，有些判决书没有明确写明宪法两字(间接引用)。三、引用宪法规范的法理逻辑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需要探讨判决书引用宪法规范的内在逻辑。
反过来，既然《民法通则》没有违宪，那么《民法通则》规定的生命权必然能在宪法中找到规范依据。典型案例有刘少起诉李志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1997)静民初字第349号]、袁振中诉袁笳友等抚育纠纷案[(2000)枝民初字第723号]等。[12]如果把宪法司法适用理解成为对法律的合法性论证，那在我国司法中也较为常见，以上论述到的可以引用《宪法》的情形都是如此。在民事案件中引用宪法规范，当然并不是完全应该被排除。
(五)引用宪法，指明宪法具体条款，并且把宪法规范作为判决的依据。在宪法学理论界，无论赞成者还是反对者经常拿出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几个批复和决定，来作为赞成或反对在判决书中引用宪法规范的理据[5]。
笔者依现行宪法条款的先后顺序对上述判决书样本进行了整理，并对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了归类。例如，侯建民诉四川通达电器有限公司一般财产所有权纠纷案[(2006)高新民初字第210号]中的表述是：我国宪法规定，强制性行为只能由司法机关行使。
进入专题： 判决书 宪法规范 。另一方面我们几乎一致地认为，我国宪法还不能进入到司法过程而在审判中发挥出实质性作用。
第二，可以、不必、必须引用宪法的情形分析。法院这种看似保守的做法，被认为是我国宪法被闲置于司法的重要表现。这一结论有力地反驳了我国法院审判不援引宪法规范的观点。[7]笔者认为，即使我国法官素质再低，也不至于在判决书上对宪法和法律信口雌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不实行判例法，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宪法引用或适用的点滴进步，很难得到长时期的积累与保留。宪法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适用，而且呈现出多样性的适用特征。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推出，所有的判决书都可以引用宪法规范——间接引用或直接引用，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判决书都必须引用宪法。本文探讨的基本思路是：从我国大量的司法实践中找出法院引用宪法规范进行裁决的判决文书，然后对这些判决书进行整理与归类，分析我国司法判决文书引用宪法规范的原因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总结出一些基本经验，从中试图构建出一条符合我国宪法理论与现实的宪法实施之路。
[15] 笔者认为，法官之所以不引用宪法判断国家机关的违宪性问题，担心更多的不是国家机关的抵制问题，而是违法问题。法院毕竟只是法律的实施者，我们无法苛求它能改变现有宪法制度框架。
